广东省纪委监委说这件事“严重损毁了一批大树老树，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是典型的破坏性‘建设’行为……”用词可以说很重了。
信息显示，广州现有行道树58.6万株，榕树占比高达47.13%，估计与1800万广州人一同生活的榕树总数有30万株之多。
1956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绿化祖国”的口号。广州是最先响应的城市之一，3月9日，广州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绿化委员会，对广州市81种行道树进行筛选和淘汰，最终选取的树种里就有榕树。
榕树有个优点，长得快，树种便宜，树冠巨大，遮荫效果难逢对手，也不怕雨涝。于是，从那时候起，榕树就在广州开枝散叶。榕树成了许多老广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他们在榕树下成长、玩耍、纳凉、吃饭。因为榕树的存在，南国往往持续大半年的夏天不再令人望而生畏，榕树摩肩接踵，庇护了一条条大街小巷，以至于“榕树骑楼满洲窗”成为羊城的独家特色。
有一篇当地流传甚广的文章这样写道，许多广州市民热爱这座城市，认为广州比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更有生活感、人情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里有浓郁的树木和乡土气息，让人们生活在都市却也好像能拥抱大自然，让市民从心底感到舒服。
广州人对榕树的爱，由此日益深沉。50年后的2006年，时任广州市委书记对广州绿化提出新标准“见缝插绿”，且这个“绿色”要求是高大乔木，要“少种草、多种树、种大树”。当时，园林部门收集市民意见，有很多市民的建议树种仍然是细叶榕、高山榕等榕树品类。
但到了2017年，广州却神色一凛，对榕树开始“动刀”。根本原因，可能让很多人想不到，是榕树对市容破坏较大。
有人从专业角度说，榕树可以作很好的景观树，却不适合作行道树。因为榕树首先一个问题是板根粗大，对道路的破坏力无出其右。这种破坏力，随着榕树树龄的增长而日益显著。
无论人行道还是快车道，都经不住榕树根的强力撬动。因为行道树树池较小，限制了榕树根的“空间”，就更激发了它向上翻翘的力量。
从这一层来说，市政道路部门一直对榕树意见很大，因为它的根太能折腾了，走路的人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绊倒，来一个“扑街”。
此外，榕树生长过程中，还会垂下胡须一样的须根，这些须根坠地后，又会形成树干一样的支撑，于是榕树就这样无限扩展，乃至有“独木成林”的名号。孟加拉国的一棵大榕树，巨大树冠投影面积竟有1万多平方米，曾容纳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在树下避暑。广东江门新会天马河一个叫“小鸟天堂”的地方，一株500年树龄的古榕树，树冠覆盖面积达20亩，可容数百人乘凉。由此就能明白，在空调未能普及前，广州人是如何扛过炎炎夏季的。
问题在于，榕树的众多须根是和它的硕大树冠相匹配的，但在人类生活的环境中，需要它的树冠，却要不断剪断它的须根，甚至截断它地面暴突的根，导致榕树“头重脚轻”。于是原本非常能抗风的榕树变得“弱不禁风”，很容易在台风暴雨天气下仆倒，加上它身材“魁梧”，极易造成很大破坏。而公园里那些年纪稍大的榕树，不得不扯上“钢丝绳”，作为对它的支撑，像老大爷一样被尽快搀扶起来。
更防不胜防的是，榕树根系对地下管线的威胁。有广州园林施工方面的专家说，她曾见过榕树树根长在粪渠里，把整个管道都堵死了。
再有，榕树掉果、掉叶也是个麻烦事，它的果实容易弄脏地面很难清理，而叶子几乎每天都落，让环卫工人看见头疼。
眼看维护成本慢慢的升高，弊端越来越突出，于是广州从2017年开始对榕树开展了“强拆”行动。
首先，要耐寒、耐贫瘠。你想，行道树基本“住”在马路边，不能像公园里林木被频繁灌溉保养，大部分时间要靠天吃饭，甚至还要频频吃汽车尾气，所以要很皮实，很能扛住恶劣环境的考验。
其次，树冠要大，身材要挺拔。主干至少要超过两米才分枝，毕竟行人车辆要从树下经过，那种悬崖上的怪石奇松姿势再美，也不符合要求。
第三，要生长速度快。树木成长速度差异很大，速生树三五年就长成大高个，慢性子的树可能上百年还不如人家十几岁的“少年”个高。不能总期盼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尤其我国城市变化快，可能没过10年，道路就要拓宽了，岂不是麻烦？
第四，要病虫害少。这个就不言而喻了。行道树因为环境差、空气差、缺养分，城市管理也不能像对园林景观那样周全管护，“免疫力”自然高不了，这就要充分依赖树种强大的“体质”。
第五，最好有一定颜值。开花漂亮、秋叶漂亮，都是行道树的加分项。比如樱树、异木棉、银杏都是此类。
第六，就是文化习俗和历史影响。比如南京的法国梧桐，近百年前，南京修建孙中山先生陵寝，就种了一批悬铃木，其因为树叶宽大像梧桐，最早种在上海法租界，得名“法国梧桐”。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又种植约20万棵法国梧桐，从此悬铃木，就成为南京城的城市名片。
第七，行道树或多或少都有各自优缺点，要结合当地水土环境，发扬优点，最好能够降低或容忍缺点。
比如广州种了榕树，榕树不怕降雨多和水涝，但其缺点在于拱根、落叶和落果。比如佛山种的大王椰子树，树叶大如船，掉下来能砸晕路人。这不是段子，是新闻，曾有人对“肇事”树叶称重，发现其吸收雨水后的重量达31公斤！
除上述外，深圳的菠萝蜜也是鼎鼎有名的“炸弹树”。其单个重量4公斤，还曾有地方曝出菠萝蜜连环“攻击”砸断石椅的奇闻。现在，每到菠萝蜜快熟时，相关城市都得挂上大网，以防发生砸伤人、车的事故。
其他如“芒果树”“香樟”等，尽管比菠萝蜜、大王椰子树“杀伤性”小一点，但是等到落果，黄澄澄或者黑乎乎的果浆糊在车上或大街上，画面一样影响感官；再如橡胶树、石楠花则是“臭”名远扬，银杏雌树落果味道也是臭不可闻；法国梧桐、杨树则因毛絮、飞絮，让对此过敏的人闻之色变。
所以说，特别难找到十全十美的树种。城市发展阶段不同，规划调整中对行道树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
因为其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成为很多人生命和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关于行道树的调整，就不能再简单将它当成公共物件，更要考虑到它承载的市民情感。
这正是城市处置行道树的最大难点。不能只有“理性”，还要有“感性”，这两者不是不可协调，而是要遵循现代文明的管理方式，用“协商”替代单纯的“管治”思维。
2017年4月，广州第一次大规模砍树，就让很多市民感觉很突然。天河区部分被砍的榕树替换成了白玉兰，后者树冠小，很难产生足够树荫，引来了市民不满，由此告一段落。
去年9月，广州林业局称，道路绿化将遵循“一路一特色”原则，以观花种树为主。广州规划说，将主推五大主题花，打造花城品牌。
去冬今春启动的“广州市绿化造林专项行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比如1月，花都区68棵榕树被砍；3月，新河浦改造砍掉48棵榕树；4月，越秀区20余棵大榕树一夜被砍……这些行动都让市民猝不及防。
此外，参与相关项目评审的中山大学教授冯原透露，广州本打算以人民桥为重点，将东西两侧江两边的榕树全部换掉，但是评委一致不赞成换树种。一些学者觉得政府对树木投入的维护还不够，还有的人觉得每个树种都有缺点，比如“玉兰树，作为景观不算太好，而树穴容易积水，不及时清理会死”。——显然，树种更换的方案，也未充分得到专家学者认可，有待继续完善。
而人们发现，在砍树、移树过程中，一些树被砍了、移走了，但补种却没有跟上，有的连树坑都没有挖好，还有原本承诺的“移栽”，也没达到预期。最后，包括公园、公共绿地在内，也有许多榕树面临被砍伐和移除。
这样一来，一些街道原本的树荫没了，替代方案无法补充，市民遭受了夏日的暴晒，利益受到了损害；也因为宣传、宣讲不够，情感受伤；再加上专家学者也持不同意见，思想认知上也缺少“智库”支持，砍树移树的专项行动自然碰壁。
对此，媒体人陈扬举了个正面例子。1996年，位于沙园的广州重型机器厂厂区交给地产商开发。开发商造楼盘时遇到一个难题：厂房可以拆，但厂区里那么多榕树怎么办？砍掉这几十棵大榕树可以多盖楼房，留着则有难得的公共空间和绿化。最后，开发商决定留着，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楼盘广告语——“大榕树下，健康人家”，一时传为美谈。
深圳美术家徐坦则举了一起国外案例。2015年，他去日本京都考察，听京都大学植物学系的几位教授讲起，京都大学扩建校舍时，有大树妨碍了施工，必须移除。于是，教授们去拜谒这棵大树，向它表示歉意：“不得已把你挪走，非常抱歉。”在徐坦看来，如果更多树采用挪走或者移栽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砍掉，对市民的内心伤害也许轻一点。
就此，不难得出启示，城市在行道树更新或制订相关方案时，可完全通过三步走的方式：首先，科学调研，选树慎重，不能仓促上马。第二，对于树种选择、调整，要对公众给予充分告知，争取理解。选择新树种，或更换老树种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因为原树种维护成本高昂，可以晒一本“成本账”，把难处讲出来，讨论是不是到了不得不“更换”的理由。选择新树种，又有什么优势？因为更换树种带给市民的利益损失，比如“无法遮阳”，怎么最大化减弱，或者能否有好的替代方案。第三，迁移、砍伐大树，条理清晰，哪些需要砍伐，哪些需要迁移，树木砍伐、迁移后，“替补”新树种能否及时跟上。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有关部门做好“服务生”角色，拿出服务意识，很多“难点”“痛点”或许不像想象中那么难以解决。
“榕树”风波对于广州是教训，也是继续提升文明气质的机遇。比如，当广州人发起“拥抱榕树”行动后，广州开始及时作出调整政策。
10月，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拟定《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建议（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城市更新不砍老树，迁移树木要征求公众意见，防止乱砍树，杜绝“大树进城”“一夜成景”。其细化到，迁移古树古木或因同一个工程需迁移、砍伐大树10株以上的，都要开展绿化专家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这相当于用法律和法规，对有关部门如何履职画上了一道红线，今后依法办事，就能最大化凝聚共识，减少分歧、矛盾。由此，一次“碰壁”，反促进了广州新的进步。
广州“榕树风波”对其他更多城市也是生动一课。需要看到，在城市服务意识方面，我国大部分城市和广州等一线城市还有显著差距。广州尚需努力，其他城市更没理由懈怠。唯有管好手中权力，更好为市民服务，明确“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本质，才能成为美好城市的共建者，也是一个城市能否走向伟大和美好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