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
黄旭华为了研制核潜艇，隐姓埋名数十载，默默无闻，寂然无名。一直到两鬓斑白，他才向90多岁的老母亲袒露了真相。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有人曾问黄旭华，何为忠诚。黄旭华答：“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1987年的一天，93岁高龄的曾慎其老人收到三儿子黄旭华寄来的一本《文汇月刊》杂志。
她赶紧戴上老花眼镜，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一篇标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文章深深吸引了她。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毕业于交通大学的姓黄的核潜艇总设计师为研制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隐姓埋名30年的感人故事。
虽然文章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但曾慎其老人隐隐感觉到文中的黄总设计师好像是自己的儿子黄旭华。
当她看到“黄总设计师的夫人叫王世英”时，就确信不疑了。因为王世英是她三儿媳的姓名，那文中的黄总设计师肯定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黄旭华！
曾慎其老人激动得手都颤抖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大家认为是“不孝子”的三儿子黄旭华竟然默默地为国家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老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那篇文章，禁不住老泪纵横。她为儿子因为要严守国家机密，整整被家人误解30年而感到心疼，又为儿子一生忠诚于国家，没有辜负她从小对他的教育而感到欣慰。
老人清楚自己其他几个儿女对他们的三哥黄旭华30年没孝敬父母颇有怨言，便赶紧把他们召集来，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话：“你们三哥的事，要理解，要谅解！”
母亲这句“要理解，要谅解”传到了黄旭华的耳朵里，他瞬间哭了。真是知儿莫若母啊！黄旭华为自己整整30年没有对亲生母亲尽一天的孝而感到愧疚，但同时，也为自己献身于祖国母亲的核潜艇事业而感到骄傲。
1958年8月的一天，船舶工业管理局领导突然通知黄旭华去北京出差，但对出差的任务，单位领导只字未提，黄旭华也一个字不问。
谁知到了北京，领导才告诉黄旭华：“你被调动到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立即去北京市公主坟的海军大院报到，参加核潜艇研制，并留在北京工作。”黄旭华虽然有些意外，但他依然二话不说，直奔目的地。
“你学的是造船专业，还曾去苏联学习过常规潜艇知识，所以选中你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这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
政委继续说道：“核潜艇工程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第一，你一定不可以对任何人透露工作的单位、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的任务；第二，进入这样的领域你就要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了错误，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绝不能出去；第三，一辈子要隐姓埋名，做无名英雄！这三点能做到吗？”
就这样，34岁的黄旭华和另外28人挑起了中国核潜艇开拓的重大任务。他和新同事们从事的秘密使命被称为“09”计划。研制核潜艇是一项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当时的中国没有一点关于核潜艇的参考资料，也没有人知道核潜艇长什么样。
一开始大家简单地以为核潜艇就是常规动力潜艇加一个反应堆，后来经过仔细研究才发现其实没那么简单。当时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核潜艇。美国于1954年1月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试航成功后服役；而苏联于1957年8月也建成了第一艘核潜艇“列宁共青团”号，并下水首航。
我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真正开始启动后，由于对核潜艇的重要技术参数心里没底，所以特别希望能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和支持。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赫鲁晓夫到访中国。主席希望苏联能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
而赫鲁晓夫却觉得中国搞核潜艇是异想天开，他轻蔑地说道：“研制核潜艇，不仅技术很复杂，且价格也极其昂贵，你们中国搞不了的！”
赫鲁晓夫的傲慢和无礼激怒了毛主席，他愤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气得挥舞着宽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就算了，我们自己搞！”
毛主席就此立下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让黄旭华热血沸腾。他深深知道，一个国家的国防科技必须先进，不然就会被欺凌，受宰割。
1924年2月24日，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一个医学世家，祖父、伯父、父亲、母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父母希望聪明乖巧的黄旭华将来能成为医术精湛的医生。从小耳濡目染，黄旭华也立下了救死扶伤的从医志向。那时的他只想好好读书，把本事学好，将来长大当一名医生。然而事与愿违，1937年夏天，黄旭华从作矶小学毕业后，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时局动荡不安，与之对口升学的聿怀中学正处于搬迁之中，再加上海丰一带也没有中学可上，于是，黄旭华只好辍学在家。
直到1938年春天，渴望读书的黄旭华得知聿怀中学在揭西山区恢复办学，就立即离家前往，经过整整4天的长途跋涉，脚底都磨出了鲜红的血泡，才到达学校。
谁知到了学校后，他看到的只是几间新搭建的草棚，草棚四面透风，学生们吃、住、睡和上课都在里面。
而处于深山中的学校也并不安全，屡受敌机的骚扰，正常的上课常常被突然打断。只要日军飞机一来，正在上课的老师不得不立即提起黑板，带领学生们钻进茂密的甘蔗林，在甘蔗林的园子里继续上课。可甘蔗林里也不安全，师生们又不得不再次转移到山洞里上课。如果空袭警报不解除，黄旭华他们就得在防空洞里待上一天，饿上一天。
好不容易警报解除了，黄旭华从防空洞出来后看到的却是惨不忍睹的场面：城市已变成一片废墟，被炸伤腿、炸断胳膊的人躺在地上痛苦地……年少的黄旭华感到愤怒又痛苦。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日军在中国境内竟然想轰炸就轰炸，想杀戮就杀戮？究竟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能堂堂正正地在自己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学习？为什么那么大的中国竟然连一个小小的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
最后，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那么就没有国家的安全，老百姓的生命也无法保障，学生们的学习更是无法保证。
亲身经历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亲眼看到了无数同胞的悲惨遭遇后，一心想救国的黄旭华决定改变自身的志向。他觉得学医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救不了中国！他决定不学医了，而要学航空或者造船，他要造飞机，保卫祖国的蓝天；他要造军舰，保卫国家的领地。
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交通大学造船系，他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加入了学校里的一个进步组织——“山茶社”。山茶社是中国地下党组织领导学生反对统治、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战斗堡垒。
1949年4月20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立下了坚定的誓言：“如果党需要我把血一次流光，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如果党不是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而是要我一滴一滴慢慢流，一直到流尽为止，我坚决做到！”这个誓言成了黄旭华一辈子忠诚于党和国家的诺言。
当时的国际形势很是严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核领域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一路上你追我赶。而英法等其他几个国家也不甘落后，也都在积极探索核武器技术。
面对核垄断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核讹诈，中国坚定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了以和氢弹为代表的核武器研制工程。
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问世。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使中国感觉到核潜艇的研制迫在眉睫。
到1958年8月，中国核潜艇工程的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着。曾经参与过苏式常规潜艇仿制工作的黄旭华被选中参加核潜艇的研制。
能够参与核潜艇的研制，黄旭华既感到幸运，又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为了国家的强盛，自己一辈子隐姓埋名又算得了什么呢！
黄旭华知道研制核潜艇困难重重，但是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就算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也一定要把核潜艇研制出来。
毛主席说得对，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为了中国的核潜艇研制，黄旭华开始了自己赫赫而无名的一生。
1964年，中国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的成功和中国第一颗爆炸的成功，不仅大大破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而且也迫使核潜艇的研制加快了进程。
考虑到研制核潜艇的机密性和危险性，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于1965年在渤海湾畔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成立了。小岛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在地图上也根本查不到，而且为了保密，不仅不通邮，也不通电话。
小岛很荒凉，风沙大，自然条件很恶劣，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最让黄旭华感到困难的还是落后的科研条件：有关核潜艇确定的资料奇缺，计算条件也不好。
由于国外对核潜艇的资料严格保密，所以特别难找到相关的资料。没有科学资料，怎么搞科学研究？没办法，黄旭华和同事们只能大海捞针，从国外大量的新闻报道中搜罗一切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并从中寻找有用的信息。最后，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推演出了设计图，但是因为没有人见过真实的核潜艇，大家对此心里实在没底。
幸运的是，有一天，黄旭华等科研人员得到了一大一小两个用铁皮制作的美国核潜艇的模型玩具！大家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把玩具拆了装，装了拆，仔细研究，反复讨论，经过测量、记录和绘图，兴奋地发现，模型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竟然与他们的设计图差不多！这极大地坚定了黄旭华的信心，大家终于感到心里有底，踏实了。
搞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必须要计算，而当时没有计算机来计算核心数据，只能靠计算尺和算盘。可是数据量巨大，算盘要是算错了怎么办？为了确认和保证计算的准确性，黄旭华就将研制人员分成两组，进行单独计算，只有获得相同的答案才能算通过，如果出现不同的结果，双方必须重新计算。科学必须严谨，为了一个正确的数据，黄旭华团队日夜不停、争分夺秒地计算着……
对核潜艇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控制艇体的总重和稳定能力。既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因为重了，容易下沉，而轻了，又不能潜下去；重心要不偏不斜，斜了容易侧翻，所以必须计算精确。
可是，艇上那么多的设备和管线，怎么样才可以精密测出各个设备的重心，调整出一个理想的艇体重心呢？
黄旭华考虑再三，想出了一个最笨的土办法，那就是在艇体进口处放一个磅秤，凡是拿进去的东西都必须一一过秤、登记在册，设备无论大小，都不能遗漏，每天都这样操作。大家把这叫作“斤斤计较”。
有人忍不住私下嘀咕：“我们是来搞科研干大事的，竟然让我们做这种小学生都能做的小事，真是大材小用。”
黄旭华知道了，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你们每个人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有疏忽，将造成没有办法弥补的后果。”
黄旭华用这种“斤斤计较”的土办法，使得最后这艘几千吨的核潜艇的实体重量和重心跟他们计算的重量、重心相差无几，基本符合。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了！正好那天是主席77岁的生日。
那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庞大的核潜艇犹如一头巨大无比的鲸横卧在水面上。艇首扎着一大簇鲜艳的红花，八面红旗在艇首水平舵上一字排开，象征着“八一”。
那天，核潜艇下水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虽然有点缓慢，到最后浮起时，天差不多都黑了，但黄旭华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1974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交付海军使用，中国变成全球上继美、苏、英、法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赫鲁晓夫说中国不可能搞出核潜艇，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而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搞出了核潜艇！
虽然核潜艇建造成功了，但有没有战斗力，一定要进行深潜极限试验，这很关键。
1988年年初，中国选择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什么是深潜？深潜是指要下潜到设计极限深度300米。深潜试验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下潜的过程中，一旦遇上问题，就会艇破人亡。
1963年，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时出现了问题，最后导致艇上120多名官兵全部遇难。
艇长和政委给年轻的官兵做了整整三个月的工作，强调深潜试验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教育他们要勇敢。可大家的精神压力反而慢慢的变大，有些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偷偷写下遗书，跟家人交代了身后事。
大家情绪如此紧张，气氛又这么压抑，艇长和政委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只好去找黄旭华，希望他能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黄旭华笑着说：“你们不能老是向他们强调任务‘光荣’，你们越讲任务光荣，大家就越认为要准备牺牲，精神压力自然就大了。”
艇长和政委一听，感到很诧异，因为在世界核潜艇的研制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跟随核潜艇下潜的。
黄旭华面色凝重，很认真地说道：“正因为我是总设计师，更要去！因为总设计师不仅要为这艘艇的安全负责到底，更要为艇上170人的生命负责到底！”
黄旭华坚定地说：“正因为深潜很危险，所以我更要亲自下潜！艇是我设计的，我亲自参与深潜可以给参试人员信心，而且，一旦下潜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作为总设计师的我有能力在现场及时做多元化的分析、处置和拍板！”
艇长和政委见黄旭华决心已定，便尊重了他的决定。于是，黄旭华召集参试人员，说：“我将和你们一起深潜！”
“总设计师要亲自跟我们深潜，这可不是夸海口！他敢去，说明这艘艇安全系数很高。”大家紧绷的神经立即放松下来。
尽管黄旭华对核潜艇的深潜有很大信心，但谁也不能够确保百分百的安全。原本作为总设计师的他只要在水面的指挥舰上等待消息即可，但他坚决要随核潜艇下潜，只因那份强烈的责任心。
4月29日上午9时，核潜艇开始下潜。但由于出现水声通信不畅的问题，潜艇被迫上浮到潜望深度待命，艇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为了缓解大家紧张的情绪，64岁的黄旭华激情满满地带领大家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
上午11时，指挥部决定核潜艇继续下潜。于是，潜艇像一条威武勇猛的鲸向大海深处潜去。谁知当下潜到280米的时候，由于海水巨大的压力，艇内发出了“咔哒、咔哒”的恐怖声响。大家一下子被这可怕的声音搞得紧张起来。
临危不惧的黄旭华赶紧宽慰大家：“大家别担心，这是正常的声音，没问题的，很安全。”
中午12时10分52秒，极限深度到达300米，舱内寂静无声。忽然，一声清脆的“停”的指令声传来，大家就知道极限深度试验基本成功了，都暗暗兴奋。当上浮到100米安全深度时，艇员们再也控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有的激动握手，有的热烈拥抱，有的喜极而泣……
黄旭华也激动不已，不是诗人的他突然有了灵感，在现场欣然题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已经96岁高龄的黄旭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对父母，他深感内疚。
1957年元旦，黄旭华利用去广东出差的机会，回了一趟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母亲一手紧紧拉着儿子的手，一手轻轻抚着儿子的头发，说：“现在国家安定了，交通也方便了，再加上我们年纪也大了，儿子你一定要常回来看看我们。”
黄旭华看着母亲慈祥而期待的目光，毫不犹豫地点点头。但是，他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整整30年。
1958年，黄旭华进入中国核潜艇总体组。由于核潜艇是绝密工程，他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坚决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工作的单位、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性质以及工作的任务，包括自己的父母。他跟父母唯一的联系方式仅是一个信箱，连地址都没有。父母写信问他关于工作的情况，他只说在北京工作，其他一问三不答。渐渐地，他跟父母的联系越来越少。
1961年12月14日，父亲突然去世。已经被任命为“09研究室”副总工程师的黄旭华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痛哭流涕，他很想回老家，但不行！因为当时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刚刚起步，他无法脱身，只好回信说自己不存在办法回去奔丧，但也不能说明原因，气得兄弟姐妹纷纷埋怨他是个不孝子。
黄旭华想解释，可又没法解释，因为一解释就会泄密。为了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他只能默默承受兄弟姐妹们的怨言。
1986年11月，黄旭华出差去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经上级同意，他终于在月底回到了阔别30年的老家，见到了已经9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
白发苍苍的母亲看着也已经有了白发的儿子，不禁感慨万分：想不到30年前那个一头黑发的儿子如今也已进入花甲之年了。
30年没见，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但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绝不主动问儿子的工作情况，她不想为难儿子。
黄旭华心里明白，母亲其实很想知道这30年来儿子究竟去做什么了。但是儿子不主动说，母亲就不问。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黄旭华寄来的《文汇月刊》，看到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文章后，才知道儿子离家30年没回家的苦衷，在心疼儿子的同时又感到无比自豪。
母亲微微睁开眼，当看到是黄旭华时，深感意外，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说：“谁叫你来的啊？你工作那么忙，我病重，我不让家里人告诉你的，你怎么突然来了啊？”
黄旭华听到这些话，心痛不已。他握着母亲的手，哽咽着说：“妈妈，我想你了，回来看看你。”
母亲听了，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慈爱地看着黄旭华，柔柔地说：“你长胖了。”
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他们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是共和国70年的坚强脊梁。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光辉，有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无私付出的奉献精神、默默无闻的奋斗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以身许国的崇高精神，这些精神是孩子们的指路明灯，为孩子们照亮了奋斗的前程。
王路，网络笔名为在南方的毛豆、路人飞、龙城飞将，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作协儿童文学创委会副主任，宁波市作协委员，阅文集团、铁血中文网签约作家。曾多次获全国及省级奖。出版传统文学著作30余部，总字数超400万，创作网络文学1400余万字。作品有《屠呦呦：理想治愈世界》、《动物特战队》系列、《奔跑吧，少年》三部曲，总销量破百万册。
章月珍，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奥林匹克杯组委会浙江省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6年来，累计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60多万字，出版系列图书《最好的自己》《我为自己加油》等34本。其中，小说《王保长》获中骏杯《小说选刊》（2016—2017）双年奖和首届东方文艺奖；小说《木槿花开》获2018年冰心儿童新作奖；散文《冬之暖》获2014年谢晋文化奖一等奖；长散文《那江那人那情》获《娘子关》杂志2016年年度优秀作品奖。主要代表作有《王保长》《春天》《潘小莲》《露露》《阳光下的男生女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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